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教授“大金融”：探尋整體性的經濟學方法論

徐以升如果說危機暴露了全球經濟體系的"斷層線"，迷你倉新蒲崗那麼經濟學理論未能幫助防範危機則暴露了理論自身的"碎片化"。在金融學家陳雨露教授看來，主流經濟學在宏觀和微觀上的割裂、實體經濟和金融體系上的割裂、單個國家與全球體系上的割裂是其內在的深刻缺陷，其理論和實踐後果嚴重，亟須得到克服。作為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陳教授以極具權威性的身份提出"大金融"理論體系，試圖在一個更宏大的視野下克服上述割裂，並出版了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700多頁的巨著《大金融論綱》。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陳教授對這一理論體系做出了扼要的闡述。"大金融"理論體系第一財經日報：在主流經濟學框架中，金融因素被系統性地低估了。"大金融"體系則是理論體系的延伸，你能否介紹一下，從經濟金融理論的沿革與發展上，"大金融"理論體系對於過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揚棄、發展、創新？陳雨露：長期以來，主流的宏觀經濟理論一直未將金融體系正式納入分析框架，這不僅使得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實際影響被長期低估，而且在理論上割裂了二者之間的相互關聯和作用機制。總體來看，無論是主流範式下的宏觀經濟理論，還是非主流範式下的宏觀經濟理論，都未能為經濟運行中的金融因素提供一個邏輯一致、理論基礎完善的總體分析框架。迄今為止，大部分關於金融和宏觀經濟關係的研究都未能明確地納入一個完整的金融體系，而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也僅僅是通過在新古典或新凱恩斯模型中植入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來實現。此輪金融危機再次表明，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至關重要，在金融體系的內部運行規律以及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內生性機制得到良好和充分的認識之前，宏觀經濟學理論很難取得突破性進展。簡單地說，當前的理論和現實都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有必要以一種更加全面、系統和貼近現實的方法論來構建新的金融理論框架，這是所有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家都必須面對和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大金融"正是在現有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面臨重大缺陷，同時現實的經濟和金融發展迫切地需要一個新的方法論指導的雙重背景下提出來的。"大金融"理論的核心基礎，是要將微觀個體和宏觀整體有機結合，通過構建一個高效、穩定同時具有危機應對能力的現代金融體系，全面服務于實體經濟，從而推動中國成為全球體系的核心國家。主流範式的局限日報：我們需要回過頭來深究一個問題，即2008年這一輪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金融理論體系，主流範式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以至於全盤低估了過去幾十年的風險，並且沒有預測到這場危機？陳雨露：從本質上說，2008年的危機是金融過度偏離實體經濟的惡果。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深度政策化，金融失衡不僅周期性地發生，而且與宏觀經濟的失衡彼此強化。這種強化使得經濟和金融經常持續、顯著地偏離長期標準，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將全球的經濟和金融體系置於巨大的壓力之下。總體來看，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三個方面的基本�示：一是金融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性質和機制遠未得到充分認識，系統性金融風險被長期低估；二是金融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和定位有待進一步厘清；三是傳統的經濟學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金融理論，存在一定程度的認知缺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在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示是：主流經濟學嚴重低估了金融體系對現在經濟和金融體系運行的影響。無論是傳統的凱恩斯理論，還是流行的貨幣主義分析，都不能解釋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但實際上，經濟中所發生的現象是如此地依賴金融因素，以至於只有在金融因素被納入理論結構之後，經濟理論才對現實具有指導意義。從這個意義上看，在現行的宏觀穩定框架中，不穩定的來源更多地來自于我們對金融規律的認識不足，而不僅僅是華爾街巨頭的貪婪或是政策當局的遲緩和軟弱。對於改革而言，理論和現實的科學一致性是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本前提。一種科學的經濟學方法論只有立足于真實世界的現象和行為，才能建立起更具普適性和生命力的理論分析體系。"大金融"命題正是建立在對傳統主流經濟學方法論反思基礎之上提出來的。"大金融"命題的提出，其根本目標就是要重新回歸科學的經濟學方法論，通過對現代金融體系內在規律的研究，系統構建金融和實體經濟相統一、理論基礎和政策實踐相結合的綜合理論框架。"大金融"理論"大"在哪兒日報："大金融"理論的"大"字怎麼理解，是很多讀者的疑問，你怎麼概述這個"大"字？陳雨露："大金融"的"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對過去的理論體系過於狹隘（"小"）而言的。過去的宏觀經濟理論基本不考慮金融體系的內生性影響，而傳統的金融學理論也將研究對象局限于公司理財、資產定價等微觀層面，這就造成了方法論上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深層斷裂，從而最終導致了在理解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上的思想斷裂。因此，潛在的方法論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的根本，同時也是實踐問題的根源。所謂"大金融"，就是要通過構建宏微觀相統一、金融和實體經濟相統一的一般理論框架，真正建立起一個在理論和實踐上具有一致性和科學性的方法論總綱。方法論意義上的改變是根本性和第一位的，這是"大金融"命題的核心和精髓。"大金融"的"大"，不在於形式和數量上的大，而在於理念上的包容性、視野上的整體性以及方法論上的系統性。較之傳統經濟理論，"大金融"突出強調了三個整體性：一是必須將整個金融體系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是狹隘地考慮貨幣和信貸；二是必須將金融和實體經濟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二者之間的關係；三是必須將中國和全球的金融發展視為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不是封閉和靜態地看待國內的金融發展。與傳統的經濟學方法論相比，"大金融"命題更加強調系統的思維、整體的視野、發展的觀點和動態的實踐，並致力于構建邏輯與事實一致、理論與實踐相聯結的一般分析框架。具體而言，在我的研究中，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效率性和危機控制能力構成了我們分析現代金融體系運行規律的三大"基本支柱"，而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結合則進一步實現了金融理論和宏觀經濟理論在更高層次上的對接。金融競爭力三大支柱日報："大金融"如何看待現代金融業的發展？陳雨露：根據"大金融"命題，金融發展的根本目標是要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這依賴于兩個基本條件：一是金融體系內部必須是結構健全和功能穩定的，否則金融體系會通過自身的"溢出效應"對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二是金融功能和價值的實現必須以實體經濟為最終載體，任何脫離實體經濟而自我膨脹的金融模式都注定會以崩潰收場。從全球金融發展的歷史與經驗來看，以下三種金融模式具有典型的不可持續性：一是以16世紀西班牙為代表的"耗損型金融"，這種金融模式將大量資金投入政府購買或者社會消費，而不是用于擴大再生產；二是以20世紀日本為代表的"依附性金融"，這種金融模式使得金融的發展長期淪為產業資本和行政力量的附庸，並最終在複雜的"裙帶資本主義"鏈條中失去了活力；三是金融發展和金融創新過度脫離實體經濟導致的"泡沫化金融"，從早期的荷蘭到後來的英美等國，這種金融模式的破壞性影響已經在過去幾百年的經濟發展史中得到確認。上述三種不可持續的金融發展模型，相應地對我們有三個方面的明確�示：一是金融要能促進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必須重視"積累"的作用，這也是金融實現跨期資源優化配置的基本途徑，任何強大的金融基礎都必須重視可持續性和社會再生產性；二是金融的發展必須遵循基本的市場規律與原則，試圖通過長期的行政干預和非市場化的運作模式來發展金融，最終的結果是金融體系的競爭力低下和缺乏創新能力；三是金融發展必須走一個無泡沫化或者"微泡沫化"的道路，試圖通過膨脹信用和吹大資產價格泡沫的做法，只會帶來眼前暫時的繁榮假象，而隨之而來的常常是對金融和實體經濟的毀滅性打擊。因此，遵循"大金融"的基本思路來發展金融，就是要按照《大金融論綱》中所闡述的三個基本原則，走一種可持續的、長期穩健的發展道路。日報："大金融"提出了一國金融競爭力核心因素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效率性、穩定性和危機控制能力，這三個方面如何構成了現代金融體系競爭力的三大支柱？陳雨露："大金融"理論關於現代金融體系發展一般規律的總結，主要是以事實為依據，從全球絕大部分國家尤其是重要經濟體的長期歷史中總結和提煉出來的。從經驗事實來看迷你倉出租盡管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到一國金融體系的競爭力，但全球經濟和金融發展的長期歷史經驗表明，影響一國金融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可以概括為三個基本方面，即：效率性、穩定性和危機控制能力。前兩大因素是金融競爭力的兩大基本支柱，而危機應對能力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突發事件發生時，一國的金融體系在何種程度上能重返效率性和穩定性。概括而言，效率性決定金融體系的"活力"，穩定性決定金融體系的"彈性"，而危機控制能力則決定金融體系的"張力"，三大因素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現代金融體系競爭力的"三大支柱"。上述基於"三大支柱"的現代金融體系分析框架，主要是從金融體系的內部去審視影響一國金融體系發展變遷的基本要素。這一分析框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於金融體系自身狀況的結構化圖景。但要在一個更加全面系統的視角下去理解現代金融體系的運行和發展規律，還必須進一步將理論延伸至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和宏觀經濟（金融）政策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理論綜合，後者即我們所定義的"大金融"體系。因此，從理論結構上看，本研究所定義的"大金融"總體分析框架，在邏輯上遵循先解構、後綜合的理論構建過程，從中我們將看到從金融發展到實體經濟再到政策反饋的一幅完整的理論圖景。"大金融"的現實意義日報：對於美國而言，改變"泡沫化金融"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需要回歸到"大金融"命題。你對"大金融"理論命題的全球意義怎麼看？陳雨露："大金融"是一個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全球性命題，不僅適用于解釋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金融發展趨勢（包括經驗教訓），同時也適用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在全球金融體系面臨重構的背景下，立足于"大金融"命題的基本內涵，深入研究現代金融體系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政策實踐，不僅具有理論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有助于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率先制定正確的、有利於確立競爭優勢的金融體系框架。有鑑於此，我們在"大金融"命題的理論總綱之下，從一個長期視角全面審視了全球範圍內金融體系發展的歷史規律和演變趨勢，並對現代金融體系下一國金融競爭力的決定因素進行了系統研究。這一研究為全面構建有利於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和增強國家競爭力的"大金融"體系框架奠定了理論基礎。日報：在此次經濟金融危機過後，中國政府鮮明地提出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總原則，應該說這非常符合"大金融"命題。從中國構建"大金融"框架的角度出發，你認為中國經濟金融體系還需要推動哪些改革，最終完成"大金融"戰略的構建？陳雨露：立足于"大金融"命題的基本內涵和總體分析框架，中國未來的金融發展應從構建現代金融產業體系、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金融開放發展、金融宏觀調控和金融穩定預警等方面進行全面的戰略設計。在構建現代金融產業體系方面，應根據中國的"國家稟賦"特徵，著力構建銀行與金融市場動態均衡的金融體系結構，全面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金融業混業經營；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來看，應根據金融發展立足實體經濟、金融創新圍繞實體經濟的基本原則，通過建立與產業轉型升級相匹配的金融支持體系，全面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從金融開放策略來看，應通過合理的"開放保護"和適度的國家控制確保資本賬戶開放過程中的金融穩定，並在未來30年通過兩個"三步走"戰略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全面奠定中國經濟崛起的貨幣金融基礎；在金融宏觀調控方面，應建立完善包括貨幣政策、信貸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體系，並通過各種政策之間的合理協調和有效搭配，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穩定運行；在金融穩定監測和危機預警機制方面，應通過構建中國的"金融失衡指數"，及時發現各種潛在的失衡，為宏觀審慎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準確的信息基礎。通過這樣一攬子全面的金融改革，既實現金融體系自身的穩定和高效發展，同時又深化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效率，從而可以為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奠定全面堅實的金融基礎。從"大金融"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日報：在《大金融論綱》的導論部分，你提到國際貨幣體系美元本位制的內在缺陷，美元不受約束的貨幣發行和流動性泛濫加劇了金融失衡，這也是推動全球金融發展脫離"大金融"思想的重要本源。從"大金融"命題出發，你怎麼看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以及這其中中國的角色？陳雨露：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應當與貨幣大國的經濟實力對比基本統一，才能實現穩定持續的平衡。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全球經濟多元化發展和全球外匯儲備大幅增長的背景下，單一主權貨幣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了。隨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賴以形成及運轉的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改變，新興力量將對傳統的經濟勢力發出挑戰，而這些國家的貨幣也將在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過程中獲得更大的話語權。雖然危機後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但就目前的條件來看，對以美元本位制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注定將是一個長期、漸進、增量式變化的調整過程。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歷史表明，國際貨幣體系的使用具有巨大的慣性，大部分國家並不願意看到劇烈變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同時，美元走弱帶來的高儲備國家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巨大潛在資產損失，也是阻礙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因素。顯而易見，為了繼續獲取儲備貨幣發現的巨大利益，美國並不會主動推進國際貨幣體系的多元化改革。而在現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會產生外溢效應，使美國在刺激國內經濟的同時，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分攤其危機成本，從而最大程度地從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獲益。在金融回歸實體經濟這個問題上，在經歷了此輪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主要發達國家都開始重新審視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問題，而"實體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和支撐"這一命題再次成為共識。事實上，最近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製造業發展中出現的"再工業化"動向，就是回歸實體經濟的重要體現。因此，金融去杠杆化和重新回歸實體經濟是危機後全球範圍內一個總的、普遍的趨勢。在這一趨勢下，中國的"大金融"戰略就是要充分利用受危機影響較小、金融體系比較穩定、實體經濟依然具備優勢的有利條件，通過構築現代化的金融體系和占據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制高點，全面重塑"新金融"和"新經濟"雙輪驅動的國家創新發展模式。日報：目前包括G20等全球治理架構，核心目標即是推動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中國也正在積極申請成為候任的G20主席國。"大金融"命題和全球層面的"大金融"架構，是否應是中國主動提出的一個議案？陳雨露：G20是一個旨在推動國際金融體制改革、促進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對話的非正式論壇，但同時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大聯盟"，既有美、歐傳統大國，又有後起之秀的"金磚國家"，還囊括了一些亞非國家。據統計，G20成員占據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90%、世界貿易的80%以及世界人口的2/3，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G20攜手重�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在當前的全球化格局中，G20地位的凸顯是以G7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無法獨力為經濟危機紓困為背景的。全球經濟數據顯示，2009年以來，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表現持續疲軟，發展中國家貢獻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大部分增量份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代表，在G20的全球治理框架下，中國如何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未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進程中並保持主動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危機後世界各國正逐步向金融本位回歸的背景下，中國應該積極占據有利時機，率先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大金融"戰略框架，全面提升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的能力和質量。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還應積極以大金融命題,提出全球層面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系統主張，包括：（1）推動G20成為最高級別大金融對話的正式論壇；（2）推動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全球金融發展的核心價值理念,防止發達國家金融體系迅速再杠杆化,避免泡沫式金融危機反複發生；（3）實施全口徑監管，將場外金融市場、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全部納入監管視野，以此為基礎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政策；（4）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由美元獨大向多元制衡演化，逐步實現國際貨幣格局與經濟格局的對稱化，為人民幣國際化開闢通道；（5）關注非G20國家的利益，團結一切力量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大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儲存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