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為新中國“體育外交”不遺餘力

《時局的生意：霍英東自述》一書真實、詳盡，迷你倉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東對親歷往事的追憶，對敏感事件、歷史人物的評價。內容涵蓋東亞近幾十年幾乎每次重大變化的細節內幕，亦處處流露出霍英東一生洞察時局、捕捉商機的大格局、大智慧。第一戰從德國法蘭克福開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正處於人生的中年、壯年階段，又身兼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但已經沒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縱橫香港地產市場的行動，逐漸淡出。在逐漸淡出香港商界的同時，我卻與北京方面走得更近。那時，我和新華社官員差不多每個月都見一次。這方面的情況，我的朋友何銘思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經談過。何先生一直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我在這裡引用他的一些追述："霍英東先生主要是在地產商會起作用，他是會長……他經常請李嘉誠等地產商，到他家吃飯，或是到新華社在山頂的招待所和沙湧別墅，讓梁威林與他們見面、交談。梁威林那時是新華分社社長，對霍生很重視。怎樣在地產商里打開困局，霍生起的作用很大……"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城參加國慶慶典活動後，每年，我都參加香港同胞國慶觀禮團赴京觀禮。此外，我還多次率領香港的地產界、工商界和體育界人士，回大陸旅行、參觀、訪問。在上世紀70年代，我幾乎擔任或兼任過香港每一個單項體育協會的會長或名譽首腦。1974年，我還參與亞洲足球聯合會領導層的競選，並成功被選為副主席。那時，海峽兩岸在國際上都沒有太大的體育空間，大陸和台灣都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參與一些體育活動，因而香港體育界的角色和影響力極為重要。我的"體育外交"第一戰就是從德國的法蘭克福開始。那是1974年，國際足聯在那裡開年會，會上要討論中國重返國際足聯的問題。自1949年後，一些國際體育組織就邀中國加入，但"蔣政權"的會籍仍然存在。按照各體育協會的章程，一個國家只有一個合法席位。所以，中國要入會，就必須先"驅蔣"，不然就是承認兩個中國。但驅除一個會員出會，是一個很重要、很複雜的問題。那時國際足聯的主席羅斯是英國人，巴西的阿維蘭熱正準備與他競選下任主席職務。我是亞洲的代表，之前，我已經透過香港的鐘逸傑，與羅斯達成默契，以"為開除台灣的會籍舉行簡單 多數表決"作為支持羅斯繼任主席的條件。我們怎麼也估計不到，用簡單多數舉手的方式，也湊不夠支持我們的人數。因為國際足聯的會員以歐洲會員居多，他們反對開除台灣的會籍。第一次，我們失敗了。展開體育外交1974年秋季，亞洲運動會在伊朗德黑蘭舉行，中國雖然還沒有加入亞洲的任何體育組織，但也派代表團參會。亞洲足聯也選擇在亞運會期間，在德黑蘭開會。當時的亞洲足聯主席是馬來西亞總理東姑拉曼，他基本是親台的。我以香港足總會長的身份代表香港參加足聯會議。我事先已經聯合一些代表，籌劃驅逐台灣出會。按照章程，一般申請要提前兩個月遞交，才能列入會議的議程，而我們只是提前兩個禮拜遞交給亞洲足聯，但那時大會的議程已經安排好並印出來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訪東姑拉曼，向他提出討論中國入會的問題。但東姑拉曼說，北京以驅逐台灣出會為前提，實現難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請報告太遲，不符合大會提前兩個月提交議程的規定。東姑拉曼以此為由，表示免談，執委會已決定，不能討論這個問題，等下次再說。若錯過這次機會，就得再等兩年才能重提這個問題。我很失望，但並沒有放棄，連忙想辦法尋找其他途徑。上午開會，國際足聯主席作報告，我坐在那裡並沒用心聽，只是埋頭翻查亞洲足聯章程，發現有這樣一條條款：若有四分之三以上的與會者提出議程之外的問題，則可以把這個問題視為緊急事項，作為臨時動議，列入大會議程。我如獲至寶，即刻找對中國友好的伊朗、科威特的代表商議。下午繼續開會，我和伊朗等國的代表向大會提出中國的入會問題，應該作為一個緊急事項。但東姑拉曼反對，他說："中國入會只不過是遲早問題，這不是緊急事件。"我就極力申辯，說中國是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且北京政府又是聯合國承認的唯一代表中國的政府，其入會的事情當然是非常重要、緊急的。最後東姑拉曼勉強同意大會代表投票表決是否討論中國入會問題。其實，能否獲四分之三的代表支持，我心裡並不是很有底。當時，台灣也有一個代表以"中華民國"的身份參加大會。我即刻問伊朗的代表："為什麼有個台灣代表在這裡?"因為那時伊朗已和中國建交，我覺得伊朗簽証給台灣代表，等於承認兩個中國。伊朗代表一聽，也很緊張，連忙問台灣代表是怎麼來的?台灣代表說，他是從香港來的。伊朗代表又問他簽什麼證，對方答是旅遊簽証。伊朗代表查看他的護照，果然是旅遊簽証，於是對他說文件倉"你來旅遊，那我們帶你旅遊好了!"說完，就拉他出去。台灣代表一走，就進行投票，結果28票對7票，剛剛有四分之三的代表通過。若台灣代表在場，就不足四分之三票數。真是很危險!中國在奧委會取得合法席位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還時常到世界各地奔走呼號，以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世界各單項體育組織中的合法會籍。雖然早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就已經被聯合國承認，但由於台灣仍然與一些國家和國際體育組織保持關係，故除了亞洲足聯等個別體育組織接納大陸為 成員外，大陸重返大多數的國際單項體育組織，則是在國際奧委會讓大陸取代台灣成為會員之後的事。1979年10月，國際奧委會在日本召開大會，大陸方面也派代表參加。當時，台灣仍以"中華民國"名義在國際奧委會占一席之位。大陸代表向大會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是國際社會承認的唯一代表中國人民的合法政府，則應該取代台灣的"中華民國"，重返國際奧委會；若台灣要繼續留在國際奧委會，就必然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組織，要改名、改旗、改歌。大陸的提議被國際奧委會接納為議案，並付諸表決。結果，提案獲得大多數支持，中國在國際奧委會被剝奪了30年的合法權利得到恢複。消息傳來，我歡欣鼓舞。1980年，震霆代表香港自行車協會，遠赴荷蘭參加國際自行車協會的年會。會前，我和他已經"密謀"一番，商量如何協助中國加入國際自行車協會。震霆聯合其他代表，向大會提出議案，要求台灣改名"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不能使用"國歌"和"國旗"，同時接納中國參加國際自行車協會。震霆這次赴荷蘭，同行者只有他新婚不久的太太朱玲玲。震霆夫婦到荷蘭，一住下酒店，就有7個台灣特工在那裡等候他們，查看他們在酒店登記的資料。又一個"一票之差"每次到外國參加體育組織會議，總是這7個台灣佬和震霆他們周旋，他們到哪裡，這幾個人就跟到哪裡，吃飯時也跟著。每次，這7個人都對他們說這樣一句話："我們是台灣，是'中華民國'，國際創始國。"而每次，震霆也總是這樣回敬他們："我是運動員，來自香港，我可以代表香港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參加比賽、進行體育交流，我覺得你們不應該利用體育搞政治。是啊，你們的'國旗'很漂亮，'中華民國'的名很好聽，但你們的運動員不能到英國、中國香港，最簡單的辦法，不要堅持扯你們的'國旗'，不要堅持用'中華民國'這個名，明天，你們就可以去中國香港、去英國，去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比賽。而中國也可以做會員，變成全世界的運動員都可以在一起……"正式開會了，台灣方面聯合一些支持者，反對我們起草好的方案。台灣代表發言說，台灣與其他會員是一樣的，權利是均等的，若要改名、改歌、改旗，就是對台灣的歧視。震霆在會上對議案據理力爭，極力反駁台灣代表的觀點。支持和反對的聲音此起彼伏，現場氣氛非常緊張。對議案進行表決。結果，以一票之差通過議案，中國得以加入國際自行車協會，而台灣也被要求改名、改歌、改旗。1975年9月，我以港澳體育參觀團團長的身份，率領30多人到北京，觀摩第三屆全運會。那時，科威特全國足協主席艾哈邁德·薩敦應邀到京，我還陪他到長城遊玩，與他商談恢複中國在國際足聯席位和"驅蔣"的事宜。9月30日，我還收到以周恩來總理名義發出的請柬，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國務院舉辦的國慶招待會。全運會結束後，我還率團到天津、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觀光。1977年7月中旬，我又率領香港足球代表團和香港足球總會參觀團，到北京參與、觀摩"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參加這次邀請賽的，除了中國隊和中國香港隊外，還有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足球隊。中國香港隊在這次邀請賽中表現出色，先後擊敗了埃塞俄比亞、伊朗和國家一隊而晉級決賽。在決賽中，中國香港隊輸給年輕力壯、整體合作默契的國家青年隊，屈居亞軍。中國政府對這次足球邀請賽極為重視。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和剛剛重出政壇的鄧小平，一起觀看了決賽，並出席邀請賽的閉幕式。7月30日晚，鄧小平還在球場貴賓室，會見我們香港隊的代表。自1964年國慶節在北京見到鄧小平後，這是我第二次與鄧小平相見。穿著短袖襯衫的鄧小平，神采奕奕。他親切地握著我的手，相互交談起來，談足球、談體育的交流。由於鄧小平本身也是"足球迷"，故談起足球來，興趣甚高。會見之後，我們又一起觀看了足球比賽。當時，我還和鄧小平合影留念。這張 照片，我一直珍藏著。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到達深圳時，我把準備好的這張像片遞上，請鄧小平在上面簽名留念。鄧小平見到這張照片，微笑一下，就欣然提筆，在照片上寫下自己的大名。存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