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1日 星期六
大理六日記
本報記者 王瀟採訪結束回上海正逢霧霾,迷你倉將軍澳大理的藍天白雲放上朋友圈,著實引來一陣豔羨。因去大理登上 《紐約時報》頭版的上海姑娘,吸引著我去尋找那裡的生活。但到了大理才發現,她在這裡不算新聞。而且,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曾在上海呆了十年的許崧說,這就是他愛大理的理由,一個充滿多樣性的社區。有投資客、度假客、外來的常住民;有與女友分手而來散心的青年;有6個月虧掉了400萬的商人;也有完全為了尋求新式教育而來的家庭。"一個人在社會既定規劃好的道路上順風順水,你沒有機會來大理。"近日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明確了各類城市的城鎮化路徑,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開放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部分大理的新移民已經擔心大理的過度城市化。從上海來的騰龍帶著6歲兒子,覺得大理古城"喧囂",搬到了洱海邊的才村,又覺得才村"開始城市化",搬至蒼山腳下的村落尋找最原生態的生活。但當每年帶兒子回上海,看到兒子在科技館里的好奇、興奮,他能預感到,"十年以後,孩子應該還是會嚮往城市"。或許,"城鎮化"、"逆城市化"……是一個循環,一個尋求平衡的過程。在這裡,每一日,都好像離大理更近一點。第一日 喜歡與不喜歡大理到底是什麼樣的?走出機場的乘客,開始有了大理"藝術的氣息"。穿藏袍的、戴小墨鏡的、扎彩辮的……藍天、白雲、青山這些一出機場的景象,不得不說,對城市人是一種誘惑。開出機場一段,洱海就在眼前。陽光從雲中之間射在波光粼粼的水面,形成一個巨大的光圈。沿洱海邊,應接不暇的是一個又一個在建的樓盤。有成片的別墅、近20層樓呈扇形向著洱海的公寓和星級酒店。當地司機指著一群密密麻麻豎立背山朝海的小別墅說:"喏,這些是2.8萬元一平方米,都是空的。因為這一塊本地人不會買,據說原是墳地……也建得土不土、洋不洋……"大學生海容是從常州剛到大理的遊客。她抱怨大理的商業化:"從下了長途車的那刻起就不停被各種司機拉客。"車上,當地的司機堅持讓她去看魚鷹表演:"絕對好玩!128元,我帶你去能優惠,只要100塊。"回到客棧,有人告訴她:"魚鷹表演,回扣很多。"飯店同樣如此,沒有菜單和標價,一碗很少的米線被要價十元。她的同伴來過大理,與海容爭辯起來:"大理比較樸實、自由,沒有麗江的那種所謂小資氣息。大理就是舒服,不要給它冠以什麼標簽。""哎!喜歡與不喜歡之間,不是死磕,便是死擰。"海容引用一篇文章的話表達無奈。第二日 擺攤的人走在古城,很難不被人民路吸引。那是能闡釋大理"文藝範"的地點之一。這條約5米寬的小路上,三五成群的青年,或蹲或坐在路的兩旁,守著地攤。有的抽煙,有的賣唱,手機是最常見的消遣。張文龍靜靜地低頭在夜燈下畫手繪明信片。"三張十元",招牌上寫著。張文龍是90後,大學的專業是美術,畢業後找了份教設計的工作,現在有4個月的空檔。剛來大理月余。遇到對他畫感興趣的客人,他會停下畫筆,主動拿出畫集給對方介紹。這一日,他的收入是200元。一個研究設計的人捧場買了一張大的,給了100元。"難熬的時候,手上的現金就幾十塊。不過,只要你賣東西,一天沒人買、兩天沒人買,三天總會有人來買的。"浙江人飛鳥也在擺攤。他賣香煙。80後的他,穿著深紫色的套頭運動衫、趿著拖鞋,頭髮略雜亂,著實看不出是某知名大學研究生畢業。就在一個多月前,他打了3通電話,把工作辭了。飛鳥在一所大學教日語;但四年均是教大一,"有點煩了",遂向學校提出教大二。今年暑假,他買了來大理的機票,打算開學初回去上班。結果9月7日回去的路上,在昆明,他得知學校繼續讓他教大一,一氣之下退了機票。這之中也有感情的原因。大半年前,交往6年的女友,到談婚論嫁之時,卻因買房談不攏而與飛鳥分手。大理的生活,飛鳥覺得很愜意。通常11點起床,沒事就在古城里閑晃,偶爾騎車去洱海邊吃燒烤。實在無聊了,就帶一個裝滿香煙的鞋盒子,去不許擺攤的古城主道復興路上"打游擊"。4個月裡,他還有過一次奇遇。一日在古城里閑晃,正遇一位老者在看古玩,飛鳥就小聲提醒了一句:"這些都是假的,幾百塊能買,幾千不能買。"結果,之後的一天里,兩人居然在古城內偶遇了7次。晚上老者請他吃飯。瞭解到,對方是古玩行家,喪偶、兒子已有家庭,便閑雲野鶴,來大理小住。一周內,他帶飛鳥兜遍大理的古董店,幾句話一問,老闆便拒絕他進入了。飛鳥親眼見過他從大理古玩市場買了3000元的古董,打電話給圈子里的朋友,直接轉手賣了7萬多元。當然,他也認識很多人。一位賣民族風手機殼的室友,每日早早催促攤友,把擺攤當做事業;32歲沉默訥言的新加坡人,原是家族里的"少爺",來大理後像變了個人,自力更生;一位說話非常費力的殘疾人,在中國騎行十年;還有個神秘的老攤友阿成,擺攤多年,賣些做舊的手錶、錢包,有時候一個月不"開張"(沒有賣出貨)也無所謂,也不換東西……在大理,擺攤人之間的追求不一樣。不少人小學都沒畢業。但這並不影響飛鳥和他們的交流。他只是看不慣一些把一塊錢的東西買到一兩千元的攤販。"賺錢可以,但不能騙人。"他賣香煙一般賺一倍。攤主之間為了占位置也會爭鬥。擺攤沒有固定位置,先到先占,但也有人霸道,認定常擺的地方就是自己的。爭吵之後是動真格的廝打。上月,張文龍因為沒辦證,明信片被沒收過一回。但他倒不惱,比較起自己在麗江的經歷,他說:"大理城管比較溫和。"第三日 產業圈子大理的圈子有很多種。趙明基本活躍在"客棧圈"和"車隊圈"。趙明1977年生,四川人,但因在大理生活12年,已把自己歸入本地人一列。現在他包下一家客棧,另一家客棧在建,還有一個17輛車的車隊為多家客棧提供接送服務。2000年他和媳婦在麗江,做了一年多旅遊,沒賺錢,開支除外,只剩3000塊,就到大理來。當時,大理古城的客棧已很多。但古城和新城之間的交通不便,便做起接送服務。趙明問朋友借了錢,再貸款6萬塊,買了第一輛車。3個月,就把貸款還了。名氣越跑越大,最多的時候接了23家客棧的業務。3年前,夫妻倆以13萬元一年的租金包下了古城里一個26間房的客棧,簽了十幾年協議。客棧已裝修好,直接接手就行。但這幾年,房租也開始翻倍漲了,26間房的客棧差不多要30萬元一年。古城沿街的鋪面也漲。人民路的一家書店,十年內搬了4次家,老闆說:"再漲一次,恐怕就要搬出古城了!"趙明說,跟他同一時期來大理的,現在手上都有兩三個院子。"開客棧一般都不會做不下去的。房租嘛,就是幾個旺季都出來了。一個客棧一年下來除了開支掙個十多萬。現在一間100元的房子,五一、十一的時候都是五六百!""不過投資越來越難做了。現在,洱海邊的地貴的已漲到1000萬一畝了(約667平方米)。我很擔心大理會變成第二個麗江。"大張在路口等紅燈的時候這樣說。當綠燈亮起時,他一腳油門開出去,又很有信心地大聲說:"不過大理不會沒人的!它是雲南這裡的十字路口,而且四季如春。"第四日 大理的價值觀作家許崧堅持:"大理不可能變成麗江。"大理的核心在於多樣性的外來常住民社區,而不是短期的遊客。許崧今年44歲,來大理4年,曾在上海生活了十幾年,主業是廣告。30歲來臨那天,他突然感到不安,"30歲,不會來兩次吧?"30歲,意味著人生體力最旺盛、也最不怕失敗的年歲。在經過了一陣 "又捨不得現在迷你倉尖沙咀又不放心的將來"的掙扎之後,2004年,他和太太"退休"開始環球之旅。"至於錢,花光了再回來掙好了,我就不信走了一圈世界之後,我還會餓死在家門口。"但,走了就走了,再也回不去了。2009年,他們定居了大理。那時,孩子要降生了。許崧列舉了很多定居大理的理由。許崧曾在上海七寶的萬科住了十年,十年認識的人不超過十個;但是來大理,兩周認識了幾乎一條街的人。"這就是社區的感覺!"許崧說,想象一下,某一天,兩三萬人的萬科小區大門被堵死了。大家都在裡面生活,在裡面互相做生意……不出一個月,大家就都認識了,就是上海以前里弄的感覺;現在城市的小區,都是潮汐式的,上班呼啦啦地出去,下班再蜂擁回來。許崧總結大理還有個現象——"農民瞧不起城里人,低學歷瞧不起高學歷"。為什麼?"城里人"、"高學歷"沒有生活經驗,社會角色長期被限定,沒有社會的依托幾乎無法生存。城里是有錢沒時間,大理是有的是時間。新移民來了以後自己做木匠、種菜、烤麵包,一位護士來了以後,莫名喜歡繡片,開始做手工的包包……這些生活的背後,就是大理的價值觀。"在城里,穿什麼衣服、開什麼車?月入一萬、還是十萬?這個圈子不能搞錯,搞錯了大家都很累。但大理不承認這個價值觀。"那為何不能"大隱隱于市"?為什麼一定要來大理?"內心無法強大到不需要社區,內心世界不足以豐富到不需要和人交流。"許崧認為大理已經形成了一個互相支撐的獨特社區。這裡包容性、多樣性,其它的地方比不了。你的好生活定義和我的好生活定義不一樣。社區,在大理的確是個流行詞:親子遊學社區、幼兒社區……許崧4歲的女兒月亮去的就是一所貓貓果兒幼兒社區。"我們不是幼兒園,是作為一個以幼兒成長為主旨的自由組合的社區。父母、孩子、老師共同參與。"社區的開辦者陳鋼說。陳鋼的主業是拍紀錄片,和夫人姍姍曾在迪慶藏族自治州參與籌建一所公益學校,兩人都曾支教。後來發現很多孩子的問題都是7歲之前造成的。於是,看了很多教育的書,去年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家長們共同組建了幼兒社區,順便解決了部分新移民的第二代教育問題。許崧說,現在在大理的核心生活狀態,在城里是一種業餘的狀態。不求名利,就是生活本身。藝術,也是不帶功利心才能做出來的。許崧說,寧浩當年在大理窮得"底兒掉",開什麼什麼不成,在大理混、喝酒、開酒吧,後來跟岳小軍一起寫了一個本子投稿,投稿投給亞洲新青年導演計劃。得了300萬,還是港幣;但《瘋狂的石頭》就這麼做出來了。"其實在這裡,你最不需要問別人的,就是為什麼來大理。沒人在乎。"第五日 壓力月末的某天,凌晨2點多,人民路上一群女人還在大聲喧嘩。從一家酒吧喝完,再換一家接著喝。還囑咐酒吧老闆:"喝不了存著!我們下個月繼續來喝!"老闆頭都大了。他認得這幫女人,跑去向陳鋼投訴:"你們'貓貓果兒'這幫媽媽,已經是我們人民路公害了!"這是貓貓果兒幼兒社區傳統的月末節目——媽媽狂歡日。到這日,所有的媽媽把孩子都丟給爸爸,集體狂歡。貓貓果兒幼兒社區的開辦者陳鋼的想法是:"媽媽們的壓力太大了,要給她們這個出口。"陳鋼認為,父母的壓力在無形中會影響孩子。"只有爹媽開心了,孩子才能開心。"幼兒社區里有個孩子非常緊張焦慮,他去和孩子父母談,父母說:"這不怪我,我小時候爸媽就這樣對我。"還有一個小女孩,很可愛,非常喜歡編故事;但她的故事里總是有死亡和毒藥。每遇到這樣的案例,陳鋼都會去找孩子的父母談話,與父母們共同剖析原因,尋找孩子情緒的來源。也慢慢總結發現了一些規律:在當前的社會里,父親通常需要承擔較多的社會責任,心裡會有很多負面的東西。回到家里,這種心理不可能不影響到母親。而這些移居大理的家庭中,母親通常會為家庭犧牲很多,處於弱勢,只能隱藏自己。當孩子出現了問題,母親又需要用正面的能量來安慰孩子,讓孩子變得很開心。"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媽媽的正面情緒從哪裡來?無源之水。"這些母親的內心充滿焦慮、渴望吶喊。而不管她們遮掩得再好、隱藏得再深,孩子還是能夠感覺到。他問那位女孩的媽媽:"你很想喊是不是?想'啊——'這樣喊是不是?"那位媽媽回答:"是,你怎麼知道?""因為你的孩子就這麼表現的。"當這位媽媽知道這一點以後,她主動地做了一些調整,學著釋放壓力,陳鋼也能看到孩子的變化。大理的"外鄉人"們自己也承認,生活在大理,也不是零壓力。飛鳥至今還沒告訴父母他辭職來大理,連手機卡壞了,都得請朋友專門寄一張來。父母的電話會讓他一天的心情跌落到穀底。問工作怎麼樣,只能敷衍。"我覺得是在欺騙他們……但是,他們文化程度不高,應該無法接受我辭職,實在說不出口……"他打算今年過年時候再攤牌。70後的陽光原是南京一所中學的歷史老師,十年前旅遊時決定留在大理。母親不允,家里就這麼一個獨生子。父親就開導母親,兒子還年輕,"如果選擇對了就對了,如果錯了,還有迴轉的餘地"。近幾年,陽光母親的一位閨密來大理玩,住在陽光開的客棧里,吃陽光做的飯菜,眼淚卻忍不住掉下來,對陽光說:"你媽媽都沒有機會吃你做的飯……"各自心酸。許崧說,如果一個人可以一直一帆風順,總有舍不下的理由。如果不碰到點事,是沒有機會來大理的。他有個杭州老鄉,開家具公司的,有個春節在這裡玩得很開心,跟他說:"給我兩年時間,兩年,我一定把我的公司結束掉,一定過來投奔你們!"結果6個月就來了,這6個月,他虧掉了400萬元。後來兩人討論了一下:"如果這6個月,你沒有虧400萬,你來不來?"他搖搖頭:"不來了。"第六日 孩子的世界2012年7月,"在家上學"自助交流會在大理舉行。這是大理新式教育圈子的聚會。會上各派紛紛表達自己的教育理念,有的甚至因為不顧忌觀�一直侃侃而談而被家長們要求轟下台,但這種自由的氛圍還是得到家長們一直認同。逃離大城市的新移民們,也希望給孩子全方位的自由。這個會上,騰龍也發了言。他的原名尹鐵宏比不上騰龍來得有名。2011年11月,來自上海的他聯合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河北等6戶家庭一同來到大理。見到騰龍時,他頭戴草帽、穿一軍綠色的褂子、腳蹬一雙沾滿泥的膠鞋,在挖樹根。院子里他養雞、鵝、貓、狗,上半年還蓋了羊圈、驢圈。這個400平方米左右的院子,租金是1000塊一年,村民往山下搬,原先的破房子被新移民們當做寶。騰龍強調並不排斥社會規則,因為社會規則是真實的,他想讓孩子自己去學習吸收、自發的遵守。他曾帶著兒子把不要的玩具拿到古城去賣,擺攤體驗;但兒子並不感興趣。陳鋼的想法在某些程度上與騰龍類似;但並不完全相同。陳鋼認為孩子過早被教授太多知識,導致大腦發育過度,反而情感受到壓抑,所以幼兒時要給予足夠想象的空間;但小學時還是需要上課,小學是表達的階段。菜媽的蔬菜社區也是一個新式教育的基地。3年前,她帶女兒希希來大理。10歲的希希,會很認真地談自己的未來。前段時間一節解剖豬心的自然課讓她對醫生這個職業產生興趣。她想好了要去德國讀醫。"我在網上查了,德國的醫學很好。而且周圍學英語、法語的多,我想學和別人不一樣的。"也有不適應的。騰龍記得有位叫仰意的孩子,當時12歲。原是北京某重點初中的學生,父親把她帶到大理後,她總思念以前的老師和同學,一天要哭好幾遍。現在,拗不過她,父親帶她回到了北京。"十年以後,孩子應該還會嚮往城市吧。"不過騰龍強調的是,"那時候是他自己做出的選擇。"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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